国内古代建筑艺术的赏美视角性

一、制象有体。《易•系辞上》说，“制器者尚其象”。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非常重视“象”，但建筑形象的制作大多依循固定的程式、体例，建筑师一般“述而不作”，尤其是作为城市建筑主体的官式建筑。首先是几乎所有的单体建筑都有固定名称，命名即样式。像宫殿、牌坊、门楼、台、亭、榭等。其次是建筑构件都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图像，图像即范式。如清式须弥座就有固定的制作公式，分为上枋、上枭、束腰、下枭、下枋、圭角六层。最后是构件组接成像须遵循一定“语法”，“语法”即规制。

如屋顶就是“脊”与“庇”组合的一套固定形象。“官式建筑的屋顶是高度程式化的，屋顶性质规定得很严格，形成一整套严密的屋顶系列。民间建筑的屋顶，有的用于规则的定型建筑，也是程式化的。中国古代建筑的千“屋”一面，首先是因为“象出自然”，它身上凝结着民族性的视觉审美经验。《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建筑形象同样也是多从对宇宙的变化以及对自然物象的模拟而出。《淮南鸿烈•览冥训》高诱注：“宇，屋檐也：宙，栋梁也。”甚至整座城市都从仿象中来。秦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至于建筑构件与细部中的模仿更是比比皆是，像脊兽、铺首、菊花头、三福云等。其次是因为象以明礼，象比附一定的礼制。“圣人立象以尽意”。中国艺术中，“象”只是中介，意才是旨归。

任何建筑形象都被社会强权规定了等级象征等意涵。可见，建筑艺术形象是一个所指明确的完整符号，通用且严禁改写。其深度美学意义就在于它隐喻了形态固化的社会。程式化既是对正统之“象”的许可，同时也是对“异形”之“象”的压制，实质就是对异在的文化、意图、志趣的打压。标准化表征了中国古代时期，个体作为特定社会群体中的符码就是一种线性意群聚合关系中的衍生物，只在这个群体的共同指称中产生意义。

二、结构有律。中国古代建筑，屋虽有“三分”，但不彼此对立；屋顶宏大，绝无压迫之势，就源于建筑通过相互支撑的梁架将每一建筑构件的建构力拢合为总体性力场，消隐了结构元素的视觉张力，反证了其内在结构律法谨严。许多建筑构件或单元既组合创生上一级单位，也托生于下一级单位。“城”是“所”（院落单位）的放大，“所”是“栋”（建筑单位）的聚合，“栋”是“开间”的叠加，“开间”是“斗口”的拓扑，故而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斗口为基本单位的模件化建筑路向。这表明建筑之“象”的制作内含有一套严整的工艺程序、制作法则与比例关系——数的逻辑。任何单体建筑单位，其面积取决于开间数与架数；其体量取决于檩子数量、出廊方式、举架高低与梁架组成；其气势取决于屋顶、屋身与台基“三分”的形制等。

《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重屋，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这种规律正好与衍生自然万物的总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耦合，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节律美的独特认识。因此，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也是规整有序、严谨齐一的线的聚合。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官阶级差、尊卑等序、贵贱差别等“礼制”本质上也是“数”的关系，其间的级差也多以“数”来标示。

这一规定同样也内嵌在了建筑形制中，即以开间的多少、屋顶的大小、举架的崇卑、拥有的众寡等来彰显建筑的等级。《礼记•礼器》说：“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就意味着建筑艺术形象的秩序之美映射着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中和之美。总之，“数”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发挥着构词成段的结构功能，是它给予了“象”的量之等差。而“数”又受制于“礼”，作为“礼”的感官表述，“数”的铺陈就是“礼”的制作。数的等差、比例不容僭越，因“数”定“象”也就注定了“象”的程式化。

三、聚合有序。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材料的限制，故以聚集组合单体建筑来成就大体量、大空间。无论宫廷、官署、寺院、住宅，都形成相对封闭的院落。这样，中国古代建筑就非常重视建筑位置上的聚合关系，表现在中心建筑拔高、内外空间有序与交通线路规整上。《周礼》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大房子一路接续到故宫三大殿，都注重“经营位置”。这些在城市中被有意抬高的建筑最终成为了城市建筑聚合的中心。

这也是隐喻四方朝觐中央的视觉呈现需求使然。中央建筑的存在即为一只全景式监视眼睛的张开。任何建筑都有一套完整的内在视觉机能如视角、视线、视域成就主人观看行为的发生。被拔高的中心建筑中的观看者居高临下，含有一种权力的施与即在观看中搜集、选择、审美，从而想象性地介入他者的内在视镜，对他者实施有距离的控制。抽象的社会总体性权力及其分配制度，便会借助这种象征性“眼光”照射到个体的视觉认知中。于是建筑就有了在体量、尺度、方位、开窗等方面的刻意追求，实际上就是为了凸显建筑内含的视觉主体性以及相应的视觉禁忌，使得个体进入建筑的视觉范围仿佛进入权力的扫视范围。

而且这些被提升出来的形象经过刻意的装饰也获得了神秘性，诱捕人的观看欲望。中国古代很早就讲究建筑内空间的布局，从“一堂两内”到多个室的聚合既顺应季节气候之节奏，也符合长幼尊卑之序列。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指出：“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在明清乡绅民居中，主人居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千金则在13岁后上绣楼直到出嫁，内眷的活动范围大多控制在垂花门内。院落一般都有以中轴线为主干道、游廊为辅道的内外贯通、左右相连、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

这样的交通线路，从自然物理的角度看，它将人导入一种起承转合、移步换景、小中见大、曲折有致的建筑整体性场域中，化静态的空间艺术为需要在其中游览的时间艺术。从礼的角度看，它更易曝出中央集权式社会强势观看主体的在场，制动场域中权力的交流，并赋予权力一层美的色彩。游走其中的观看者常被一个不现身的观看者打量，同时也会自失于这种神秘中。

四、装饰有样。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尤其是礼制性建筑与官式建筑可谓满身雕绘，文采焕然。建筑的装饰大抵有色彩系统、构件系统、彩画系统、雕饰系统、文学系统、装置系统等。每一个系统都有固定的制作式样与规范。“花样之用法大体依其物，依其形，依其时，依其位置而选择之，其中有煞费苦心者。”[4]以彩画为例，首先是在彩画位置上的规定。尽管凡有留空处即有彩画，但彩画的位置并非是随意的，而主要集中在梁柱、额枋、斗拱、檐椽、柱础、窗牖上。

其次是题材上的样本，大抵有龙凤麒麟、山水花草、历史故事、珍禽瑞兽、吉祥符号等。再次为表现手法上的样式，为寓意、谐音、比拟、表号、文字等。官式建筑一般彰明权威与神圣，民居则隐喻祈福与平安。最后是彩画等级制，即不同等级的建筑拥有一套相应的规定绘画样式。这在清代尤为突出。大体分为殿式彩画与苏式彩画。而后者又分为和玺彩画与旋子彩画。旋子彩画又分为金作、墨石、碾玉等七级。《周易•贲卦•彖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古代造物之所以重视纹饰，就因为“文”中包孕着人事、物理。“文”在孔子看来，与“善”对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善”的这种相互涵容、相互成就是为“美”。

造物中的纹饰就是追求视觉审美，一方面是对造物的本然性貌的开掘，一方面为视觉审美的社会性表达。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权力分配制度的合理性须“人文”为其提供话语背景。建筑的纹饰就与建筑的造型、结构、位置、环境形成互文性，并与社会文化大文本互为文本，相互阐释，使得物质化的建筑符号化，获得表征权力的内在意涵。换言之，纹饰就是将内嵌在建筑形象中的结构、序列等礼的规定意识形态化，借助魅惑的“他者”，将公然的欺蒙教化成人们日常无意识的主动应答。生活于这种建筑中，总有大他者的一瞥赫然在场，个体只是它预置蓝本中的演员而已。

五、造景有度。中国古代建筑非常重视与环境之间的对话而催生一种总体性的意境之美。这不仅指建筑寄寓自然，是从自然母体中自然育成的生命肌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而且指建筑禀赋一股对自然环境的反构力，使得环境因建筑而勃发了新的生命气息。一句话，境生自然，开阖有度。这一美学观总体上受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指引，遵循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理性法则。建筑被比附成宇宙，建筑生成的环境是放置在大的宇宙环境中的小宇宙。

至于建筑中颇有神秘色彩的阴阳五行、风水等，其实都是对自然规律的睿智探查与科学把捉。“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当然，这一美学观念更是深刻描出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生存智慧与道德观念。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诗性特质，使得百姓对世界的把握可从日常生活之切切关照之物悟出。“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

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5]中国古人从来都视自己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对自然身存敬畏，但又深刻体悟到与自然发生的某种程度分离，故产生“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的审美需要。将建筑构筑为类自然环境不仅喻示着人的存在本真，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然山水情结。这种自然化建筑环境也是“比德说”的产物。《论语•雍也》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被纳入建筑整体存在的自然之物如假山、跌水、植物等都被赋予智慧、情感、品德、人格，使之成为人的另一种存在。人从中也能观照自我的影子，得到品性陶冶和人格提升。

综上所述，自然生成之理与社会生活之“礼”的两相关合制动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建筑既是自然生成的生命体，也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内化为制作程式的体化物。胶着于中国古建筑中的这种观看方式与技术，恰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表征。利用恒在的天理推衍社会生活秩序图景与权力分配制度，并通过审美化的方式诉诸人的感知进而内化成人的日常意识。因此，建筑艺术就在无声无息中释放出某种主体的权力意志，改写着观看者的视觉能动，观看“图像”被逆转为一种社会规训。